佛法的真義，當然是超越時空的。但自釋迦佛證覺說法以來，起初是流布於印度，後來又傳入中國。佛法既活動於現實的時空中，義理、教典、宗派、制度等，便為時空所局限。中國所承受於印度的佛教，自然也有時代與區域的關係。印度佛教，從佛陀初轉法輪起，到回教侵入東方而衰滅（西元一二００年頃）止，約經歷了一千六百多年。末後的二百年（波羅王朝晚期以後），印度佛教已瀕臨衰亡邊緣。在此以前，雖或興或衰，大體上都有獨到的發揚。這一千五百年的印度佛教史，太虛大師分之為三個時期，每期（大數）五百年。第一個五百年，約當西元以前，為「小行大隱時期」。佛滅不久，佛教界開始結集聖典。到阿育王時，四阿含經與廣律，大體凝定，為佛教界所公認。四阿含法義的闡揚，[P219]佛弟子有了不同的論義，分為舍利弗的阿毘曇系（上座部所本），迦旃延的蜫勒系（大眾部所本）。由於阿育王的信佛，及推動國際布教運動，使佛教向印度的東南與西北發展，促成佛教部派的急劇分化。阿育王時代，大眾部與上座部，說一切有系）以外，還有源出上座而多少接近大眾部的分別說部，當時盛行於中印度。中國古代傳說：優波毱多（與阿育王同時）以後，有五部盛行；而五部中的化地、法藏、飲光──三部，都屬於分別說系。錫蘭傳說：阿育王子摩哂陀，傅佛法人師子國（今錫蘭），是屬於分別說的赤銅鍱部。此期的聖典與學派，以聲聞道的阿羅漢果為終極，被稱為小乘教。西元前一八０年頃，熏迦王朝採取排佛的措施，中印的政教漸衰。東南印與西北印的佛教，日趨於發展。西元前，大乘佛教還在潛流與待緣興起的階段，所以稱之為「小行大隱」。
第二個五百年（一──五世紀），為「大主小從時期」。大乘以菩薩道為主，以成佛為標極。到西元初，大乘顯著的流行起來。大乘經中，每說「佛滅四百年後」，「佛滅後五百年」，大乘經才宏佈人間，這可以說是信史。西元前二七[P220]年，中印度的王朝覆亡，而南方的安達羅王朝，北方的貴霜王朝，代之而大盛；大乘就是與此同時而勃興的佛教。西元三二０年，旃陀羅笈多建笈多王朝於中印度。與此同時，大乘也有了新的發展。試分經與論來說：當貴霜與安達羅王朝時代，初期傳出的大乘經，如『般若』、『十地』、『維摩』、『法華經』等，大多為源出於東南而集成於西北；以一切法空為究竟了義的。笈多王朝為有名的梵文學復興，印度教復興的時代，與此氣運相呼應的大乘教，又傳出『涅槃』、『法鼓』、『勝鬘』、『楞伽經』等。這是以一切法空為不了義，以如來藏（佛性）真實不空，唯心為究竟的教典。從論典來說：安達羅王朝的龍樹，宏法於西元二世紀，宗性空大乘，作『般若』與『華嚴十地經』的釋論。『中論』最為著名，成為中觀大乘（空宗）的始祖。無著與世親（三四０---四四０），生於笈多王朝的盛世，在大乘不空唯心的基石上，攝取一切有系（有部及經部）的精英，而闡揚唯識宗（有宗），著了很多的精嚴的論典。大乘經與論，同樣的有先空後有的發達程序。依佛教的實情來說，大乘雖然勃興，傳統的小乘佛教，還保有廣[P221]大化區與眾多信徒，只能說大小並行。然從印度佛教的思潮來說，此第二五百年，實以大乘佛教為主流，所以稱之為「大主小從」。
第三個五百年，為「密主顯從時期」。大乘與小乘──顯教，雖依舊流行，而時代的佛教，屬於秘密教。西元五世紀末，笈多王朝分化而衰落了。北印因嚈噠的侵襲，佛教受到空前的損害。中印興起的伐彈那王朝（六、七世紀間），護法有名，但國力有限，國祚也不長。中印與南印的佛教，由於印度教的隆盛，日漸衰落下來。西元六六０年，瞿波羅王在恆河下流，創建波羅王朝。雖局促於東方，卻維持了佛教一期的隆盛，這便是密教領導的時代。密典的傳出，越初是事部（雜密）、行部（胎藏界）、瑜伽部（金剛界），其後又有無上瑜伽部。傳說為龍樹的弟子龍智（長壽婆羅門），難陀，都是此期密乘的重要大師。達磨波羅王（七六六──八二九）建超岩寺，規模弘大，為秘密教的重鎮。到磨醯波羅王時（八四八──八九九），毘睹波傳出了時輪金剛，密教才算完備了。此後，只是維持餘勢而已。[P222]
從印度三期佛教來看中國佛教，就明白中國佛教，不同於錫蘭（又傳入緬、泰），不同於西藏（又傳入蒙、滿），有著時代的關係。一、中國佛教的最初傳入，早在漢明帝以前，但有弘化的事跡可考，佔有中國佛教的一頁者，要算漢桓帝時代（一四七──一六七）的安世高與支婁迦讖為最早。此時，印度正是大小並行，大乘為主的時期。所以中國沒有錫蘭那樣，有過專弘小乘時期，而造成小乘佛教深固的根柢。中國是一開始，便是大乘為主，小乘為從的局面。雖也偶有偏宗小乘的，如僧伽提婆（四世紀末）說：「無生方等之經，皆是魔書」；雖大量譯傳阿含經、廣律、阿毘曇論，而大乘始終為中國佛教的重心。中國佛教主要為印度的中期佛教，從支婁迦讖的傳譯，經竺法護（三世紀後半）而到鳩摩羅什的（四０一）來華，都著重於大乘經論的傳宏。所傳譯的大乘經，可說都是龍樹『大智度論』所引用過的性空大乘經；論典還只是龍樹及弟子提婆的作品。略後，中國所譯傳的，有一顯著的不同。如曇無讖（四一六頃）的『大般涅槃』、『大雲經』；佛陀跋陀羅（四二０頃）的『如來藏經』；求那跋陀羅（四四０頃）[P223]的『楞伽』、『深密』、『勝鬘』、『法鼓』等經；菩提流支（五一０頃）等的『楞伽經』、『十地論』；真諦（五六０頃）的『攝大乘論釋』等；波羅頗迦羅（六三０）的『大乘莊嚴經論』；玄奘（六五０前後）的大量論典，這都重在龍樹所不曾引用過的真常大乘經，與無著、世親系的唯識論。這一先性空經論而後真常唯心經論的次序，印度與中國完全一致。
二、印度後期佛教的主流──密教，屬於事部的，東晉以來，多少雜亂的傳出。唐開元四年（七一六），善無畏來傳『大日經』（行部）；開元九年（七二一），金剛智來傳『金剛頂經』（瑜伽部）。號稱兩部大法，其實還只是前期的密典。不久，唐代衰亂，佛教的傳譯也就停頓了。直到趙宋開國（九六０），國運復興，五六十年中，又有梵僧東來。但大抵來自佛教久衰的北印，不是密乘重鎮的東方。所以雖傳譯密典，也有屬於無上瑜伽部的，但不能影響中國佛教。宋代的譯經，不過編入大藏經而已。無上瑜伽不曾宏通於中國（除元代），晚唐的衰亂，為一主要原因。這與西藏恰好不同，佛教的最初傳入西藏，已是西元七世[P224]紀中，印度早是密乘勃興的時代了。西藏所傳的，為印度後期──「密主顯從」的佛教；中國是中期佛教，「大主小從」，含得初期與後期的一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