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、漢兩朝，都有「徙豪」的政策，將盤踞於各個地方的豪傑之士，以各種名目強迫遷徙到朝廷容易看管約束的地方，而其定位的標準，就是財富的多寡。漢武帝時是家財三百萬錢以上，漢成帝時則是五百萬錢。所謂的「豪傑」，也可能包括了高門貴族在內，不全是俠客，但很顯然地俠客最令人忌彈，因此便往往成為首要的開鍘對象。所以漢武帝下令徙豪的時候，郭解因為家貧，本不在名單內，甚至連大將軍衞青都為他辯白，但漢武帝卻認為，「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，此其家不貧」，還是被強行納入名單之中。
俠客本身注定存在悲劇。就法律而言，俠客是站在法律的對立面，無論是聚斂財富的手段，或是結豪傑、納私交的作為、以私人勇力代行公權力，都是法律所不允許。班固說得很明白，「開國承家，有法有制，家不臧甲，國不專殺」，豈容得下「權行州域，力折公侯」的俠客？郭解最終的命運，是全家被漢武帝誅殺，其導因是因為有儒生批評郭解「專以姦犯公法，何謂賢」，就遭到郭解的仰慕者所殺。事實上，郭解根本不知道這件事，更非其指使或慫恿，案情本來非常明朗，但當時的御史大夫公孫弘竟然以「解布衣為任俠行權，以睚眥殺人，解雖弗知，此罪甚於解殺之，當大逆無道」的理由，「族誅」了郭解。功高足以震主，勢大足以陵上，專制帝王的臥榻之畔，又豈容得俠客酣睡？
但是，就草野民間而言，俠客的存在，卻不啻是人民的福音，甚至可視為救星。荀悅曾說，「三游（游俠、游說、游行）之作，生於季世」，所謂「季世」，就是「亂世」。其實不但是在亂世之際，原本足以維持社會起碼穩定秩序的法律，已經失去其應有的效能，仗義而行的俠客，有時是無依無告的人民唯一的期待和倚靠；就是所謂「承平」的時期，由於法律疏漏、貪官污吏橫行、土豪劣紳盤剝，許多受到凌虐、欺壓的老百姓，無處可以伸冤、訴苦，有俠客為他們挺身而出，一吐積怨，當然會受到百姓的歡迎和擁戴。
因此，從字義上說，「俠」既可以勇力威逼於人，也可以勇力夾輔於人；既因其行事往往挑戰到法律的威權，故往往成為掌權者猜忌、鎮壓的對象，常帶有濃厚的悲劇性，但又可以在亂世的時候，隱然成為一般平民百姓景仰、託付的英雄人物。從不同的角度切入，自然就有不同的評價，這就造成了「俠」在中國歷史上的不同形象。